尹稚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城市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首都高端智库]院长

　　■通过培育现代化都市圈，可以减轻和预防“一城独大”带来的“大城市病”，而启动合理时空范围内的区域协同，探索“同城化发展之路”，推动城乡融合也成为当下大部分地区工作的重心所在。

　　■“组团式”强调在城市功能圈层式扩散的过程中不“摊大饼”，而是采用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功能组团的方式向外延展，引导城市向多中心发展。

　　■“网络化”指的是通过高效的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实现各组团乃至群圈中各城市之间的紧密联系，使组团化的城市或城市化地区保持人流、物流、信息流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共享，形成一个“同城化”的有机整体，实现环境舒适和高效率的双赢。

　　近期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着力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的重点任务中，提出“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这既是对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未来一段时间重点任务的部署，也是对坚持已久的城市体系优化格局、形态的明确期待。

　　回顾世界城市化进程，我们看到现代化的城市体系从成长、发展到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呈现出各自规律性的特征。

　　成长期是“强城时期”，表现为中心城市（城区）的快速发展，各类要素向中心城市高强度集聚。全球首个因工业革命而启动现代城市化进程的伦敦，其中心城区“摊大饼”的成长期长达40年，而后发优势中的比较典型的东京主城、上海主城也有10余年和近10年的主城成长“黄金期”。

　　发展期是“建圈时期”，中心城市发展带来的高效率、高福利仍在吸引着各种要素涌入此类地区，但中心城区过度集聚带来了集聚成本的上升，出现了功能溢出效应，对物业和劳动力成本上升敏感的功能向近郊新城扩散，中心城区的集聚速度开始趋缓，半径40-70公里的第二、第三圈层上的新城（中小城市为主）开始增长，现代化都市圈逐渐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2万-3万平方公里范围内形成了相对均衡的区域协同发展。

　　成熟期是“强圈建群”的时期，一方面都市圈内部的网络化进程进一步强化完善，高水平公共服务同城化所引领的生活质量同城化效应日趋显著，通勤舒适圈的放大也使得“城乡双栖”成为现实，高端经济职能又呈现出向中心城区集聚的高潮，而产业链、产业集群中大量的专业化职能将更加遵循垂直分工规律向中小城市扩散，与高舒适度相关的城市职能也会渗透到已拥有现代化基础设施和高质量公共服务体系支撑的现代化乡村地区；另一方面伴随着更大尺度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广义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延展，8万-10万平方公里的城市群级别的区域协同成为工作重点，城市体系全面进入成熟期的“建群时代”，这时各种物质环境建设都已进入稳定期，完善治理体系，向治理现代化要效益将是工作的重心所在。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抓住了全球化产业分工深化带来的机遇，经历了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市成长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活动的中心，重要中心城市在全球城市评级中的排名迅速提升。同时以生态安全、粮食安全为代表的安全与发展的平衡关系日趋紧张，立足国情寻求解决出路十分迫切。当前，还有不少设想中的城市群中的中心城市还“发育不良”，尚处于“强省会”建设阶段，辐射带动作用较弱；大部分城市群中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多生产要素有效联系链接能力不超过100-150公里的半径，覆盖面积约2万-3万平方公里，与设想中的8万-10万平方公里的城市群仍有较大差别。

　　立足现实国情，通过培育现代化都市圈，可以减轻和预防“一城独大”带来的“大城市病”，而启动合理时空范围内的区域协同，探索“同城化发展之路”，推动城乡融合也成为当下大部分地区工作的重心所在。201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至此“强城、建圈、谋群”的城市体系发展路径已形成，结合国情、省情、市情的差异化，分区、分类、分阶段的指导原则也逐步明朗，重点在于破解县城城镇化这个短板。

　　在从以农业社会为主体的“乡土中国”，向以工业社会为主体的“城市中国”，乃至进一步向以生态文明社会为主体的、共同富裕的“城乡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县一级始终承担联系城乡、稳定基层社会的重要作用，特别是群圈范围以外的县城县域，都是在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期和城市体系高速成长期中被忽略较多的部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的短板亟待补齐，这事关基层社会的长治久安，也事关就地城镇化的质量和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组团式”强调在城市功能圈层式扩散的过程中不“摊大饼”，而是采用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功能组团的方式向外延展，引导城市向多中心发展；“网络化”指的是通过高效的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实现各组团乃至群圈中各城市之间的紧密联系，使组团化的城市或城市化地区保持人流、物流、信息流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共享，形成一个“同城化”的有机整体，实现环境舒适和高效率的双赢。

　　生态城市的理念是伴随着可持续发展观的建立而提出的，其中几个与形态相关的关键概念是“建设短出行的城市”“建设功能组合更为复合型的新城（城市组团）”，并通过大运量、便捷化的公共交通来实现跨组团、跨城市的舒适通勤。我们常讲的15分钟生活圈、半小时通勤家园圈、一小时通勤工作圈、50公里日常生活供应圈、100公里产业链接供应圈等诸多探索都由此而来。其明确指向就是建立日常化的节能减排机制，实现降碳减碳的生活生产方式。

　　这一切的前提，首先是强大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的投资能力。这是纯商业化的短期信贷工具无法支撑的，也是缺少中长期规划体制的社会组织形态难以实现的。中国始终坚守的五年规划和中长期发展规划的战略引领传统，以及开始提供中长期乃至超长期的信贷工具，正在解决这类带有明显公共品性质的设施建设投资的资金来源问题。

　　而更大尺度、更高水平的组团化和网络化发展，则得益于智慧和信息技术进步带来的互联互通能力的倍增，从“一城独大”走向区域协同的过程是个“减熵”（减少混乱）的过程。“减熵”的途径或者说能级可以和更大的系统进行信息交换、能量交换和物质交换。信息化技术率先实现的是信息交换的“零时差化”。目前我国的投入已创造出全球领先的信息交换内循环环境，已具备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的条件。清洁能源技术体系的全球领先，特别是远程输电、输水、输热技术的发展也在迅速改变能量交换的格局，正在建构能量交换的群圈格局。智慧电网、水网、热网的发展和能量跨网转换的智慧网联技术也日趋成熟，节能降耗已取得很大成就。互联网+物联网催生的高效广覆盖的物流体系已基本形成。这一切意味着绿色化、低碳化的生活生产方式正在变成现实，解决超大特大城市世界性“熵增”难题的前景也逐步明朗。

　　广义互联互通网络将继续强化“时间压缩”（距离压缩）效应，释放更多空间价值，使更多“遥远之地”变得“近在眼前”，使更多“荒芜之地”变得“价值连城”。各种人类发展所需的功能空间的集约化建设（组团）和智慧高效的互联互通（网络化）也许就是最大限度利用国土潜力，实现人地关系紧张、人均资源占有紧张、人均能源基数紧张的大国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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